新研究｜袁光学教授：书院街商墓出土金器揭示东西方文明交流

原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 年 3 月 1 日，第 5 页

近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对早商都城遗址郑州商城进行了重新勘探和发掘，发现了一处规划清晰的早商墓地（书院街商代墓地），墓葬等级较高，是以前很少发现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内出土了多件金器，其中一件金包器，是早商文化的首次发现。书院街商代墓地丰富而珍贵的考古材料，有利于我们认识早商文化，也有利于了解中原地区的金文化。

墓地 大自然

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东大街南与书院街之间的区域，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地周围有壕沟，发掘者认为是“赵域”。壕沟之间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墓葬和祭祀坑，共同构成了一个结构有序、功能明确的祭祀空间。

除了墓地的规模和布局，墓葬内随葬品的组合和数量，以及葬礼的仪式和葬式都诉说着书院街商代墓地的非凡意义。墓地内出土了铜器、玉器和金器，尤其是在2号墓（M2）中。M2规模巨大，墓口长达2.93米。墓内有疑似朱砂的红褐色遗物。出土随葬品200余件，包括20件青铜礼器和兵器，11件玉器，5件金器，以及贝币、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石的匾额等。墓主人应为商代早期的高级贵族。 该墓从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到所显示的地位，都创下了迄今为止郑州商城的最高纪录。另外，墓葬底部还发现了6件犬祭，这在早商文化中十分罕见，为晚商腰坑犬祭的丧葬习俗找到了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M2中发现的金器最为重要，有金泡、金箔、金盖、金箔地面上镶嵌绿松石的匾额等。郑州商城书院街商代墓地发现的金制品数量和种类都是前所未有的。金盖为早商时期首次发现，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约40克，四边微向内弯曲。 它附着于M2西壁，位于墓主人头部侧面，大小足以遮盖一个成年人的面部。

书院街商代墓地的年代为商代早期，具体为白家庄时期，即二里岗文化上层的第二期。这一时期城址内文物分布范围明显缩小，遗物数量也明显减少，且有灰沟破坏前期宫殿基址的迹象。这些现象都表明，进入白家庄时期后，郑州商城已不复当年繁华，其都城功能似乎已近乎丧失。与此同时，郑州商城以北约12公里的小双桥遗址却突然崛起，有宫城、宫殿（或宗庙）建筑、祭祀坑等遗迹，应为商代早期的另一处都城聚落。因此，郑州商城与小双桥遗址可以说是一个废弃，一个复兴。 学术界普遍认为，白家庄时期，商朝已将都城迁至小双桥遗址，小双桥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虽然已经不再是商朝的都城，但郑州商城并未被彻底废弃，而是依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白家庄时期，城内仍有一定人口居住，南关外、紫荆山两处重要的铸铜作坊仍在使用，可见郑州商城仍是商朝重要的经济中心。另外，郑州商城是商朝开国皇帝唐朝所建，对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被视为圣地。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后期商王在郑州商城的祭祀活动并没有因为都城的迁移而停止。例如，在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座白家庄时期的铜窖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重器，这应该是商朝国王和贵族在此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并埋葬祭祀所用的青铜礼器的结果。

因此，从墓地的规模、布局、墓葬的等级以及大量高级随葬品的情况来看，书院街商代墓地中埋葬的人一定不是普通工匠或平民，而是留在郑州商城的中高级贵族。

黄金的发现和利用

黄金作为贵金属，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珍视。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器远不如玉器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玉器的使用比金器有更深的渊源。书院街商代墓地出土的金饰十分引人注目，为我们了解商代乃至古代中国的黄金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目前考古发现的商代金器分布广泛，数量可观，在中原地区主要有郑州和安阳两个中心。郑州地区的发现有郑州商城东北角祭祀区墓葬和小双桥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金箔，以及前文提到的书院街商代墓地中的金器。安阳地区的发现以殷商遗址为代表，据不完全统计，殷商遗址中埋藏金制品的墓葬有24座，金制品多为金箔、金泡等。此外，河南辉县琉璃阁、河北藁城太西、湖北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也出土了金制品，其中以金箔最为常见。 中原地区商代金器的功能因发现地点和实物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类型。

一是遮盖面部。书院街M2发现的金面具位于墓主人头部侧面，最初应该是遮盖了墓主人面部。从考古发现看，遮盖面部是我国很古老的丧葬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就有用红陶碗遮盖死者面部的现象。而我国古代用于遮盖面部的材料也十分丰富，有陶器、金器、玉器、石器、铜器、皮革等。至于它的作用，宋照林先生曾讲过，人死了就变成鬼，活人都害怕、恐惧，死者的面部除了要与他保持距离外，还要遮盖起来，以减少活人的恐惧。

另一类是装饰。中原地区发现的商代金器多为单件，形制较小，如金箔、金泡、金片等，但它们最初都是附着在青铜器、漆木、玉器等材料上，起着装饰美化作用。其中，黄陂盘龙城M17出土的镶嵌金片的绿松石龙形器十分奇妙。夔龙主体由绿松石构成，而眉毛、眼睛、牙齿等则用金片代替，视觉效果突出。这种用金片装饰特殊部位的做法，除了一般的装饰作用外，还有画龙点睛、增加神力的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殷戌妇好墓出土的眼睛上贴金箔的铜虎。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青铜器、漆木器和玉器而言，其上附着的金制品的意义，应放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去理解。由于这些器物本身在祭祀、宴饮、丧葬等活动中作为礼器而存在，起着“辨贵贱、分清等级”的作用，因此依附于其上的金饰也应承担或强化这一功能。

见证东西方文明交流

世界上考古发现的金面具实属罕见。考古学家在迈锡尼时代的一座古希腊王室墓中，发现了一个覆盖死者面部的金面具。当时人们认为这座墓的主人是阿伽门农，因此将其命名为阿伽门农金面具。后来进一步研究认为，墓主人是一位生活在阿伽门农时期之前的古希腊王子贵族。上世纪二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金面具”，这是出自法老图坦卡蒙墓的金面具，额头上装饰着秃鹰神和眼镜蛇神，整个金面具上还镶嵌着各种宝石和彩色玻璃。其中，希腊金面具距今3500年，比郑州商城的金面具略早。

目前，中原地区尚未发现商代以前的金制品，商代以前的中国金制品主要分布在西北和长城以北地区。目前已知经科学测定最早的金制品是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金银合金耳环。此外，还有甘肃四巴文化火烧沟遗址墓葬出土的金鼻饮和金耳环，齐家文化磨沟遗址发现的金饰和金耳环等。地点越西，遗址越早。因此，古代中国使用黄金的习俗很可能始于西北，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然后一路传播到东南地区。

使用黄金的习俗最迟在商代早期传入中原，并被商朝吸收改造。与西北地区发现的鼻环、耳环相比，商代早期中原地区的金制品在制作工艺上更为复杂，郑州商城发现的夔龙纹金箔便是其中的代表，其锻造技术十分先进。此外，商人对黄金价值的探索也具有地方特色。商代是一个重视等级秩序的社会，青铜礼器是重要的象征。黄金传入中原后，其夺目的色彩很快便受到人们的青睐，被商代上层社会所接受，并很快融入商代礼器文化之中。

总之，在与中亚、西亚等诸文明的交流过程中，黄金的使用从西北、北方草原传播到黄河、长江流域，并被中华文明吸收、再创造，赋予了“尊荣礼让”的特性，形成了独特的黄金文化。有证据表明，在中华文明向周边辐射的过程中，黄金文化传播到西南、岭南等地区，并融入到当地的本土文化中。因此，黄金文化是中华文明不断融合其他文明成果的生动体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见证，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原地处四方中心，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炉，这在早期商代文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为核心的早商文明，一方面广泛吸收周边文化的营养，另一方面不断辐射、影响、传播自身文化。形成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金文化，是早商文明包容性、包罗万象性的最好体现。郑州是早商文明的核心分布区，郑州商城、小双桥等大型都城遗址、青铜、金冶炼技术、郑州商城甲骨文、小双桥遗址红字的发现，都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高度发达阶段，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