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中的人和事

《读书杂志》是《努力周刊》的增刊。 《江风周刊》1922年5月7日在北京创刊，1923年10月31日停刊。这份报纸由胡适主办，在当时颇有影响。 1922年9月，《江枫周刊》借助正刊的影响，增发副刊，题为《读书杂志》，引导大众读书。 这可能是因为《奋进周刊》创刊困难。 先是被警察局试图反驳，后来又被老板娘坑了，说办报是发财的门路。 《读书杂志》的创办与此不无关系。 而且，胡适在日记中还说：“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武力，不是官僚主义，而是无知。” （《胡适全集》第29卷）

《读书杂志》的发行并没有随着《九江周刊》的最后一期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924年2月。在此期间，《读书杂志》共出版了十八期。 这十八期《读书杂志》共发表文章四十四篇，涉及学者十四人，分别是丁文江、吴宇、任鸿钧、胡适、胡金仁、许旭升、陆侃如、梁启超、游国恩、董作宾、刘万历，陈恒哲，钱玄同，顾颉刚。 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历史证明，这十四人将在未来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上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当时的年龄、职业和讨论的问题。

丁文江，36岁，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转载《天工开物》始末》。 吴郁，51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荀子政治理论》作者。 任鸿军，47岁，中国科学学会理事长、会长，《汤姆逊科学大纲评述》。 胡适，31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着有《西游记批判研究》、《古代史讨论的反思》等。胡金仁，40岁，是《西游记》的导演。上庄育英小学《读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论》。 徐旭升，35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天问问答》作者。 卢侃如，19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宋语赋试》等。 梁启超，50岁，清华大学教授，着有《黄黎洲朱舜水问日辩》。 游国恩，24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寻庆考”。 董作斌，24岁，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生，《读西游记考证》。 刘冠利，24岁，东南大学历史地理系副主任，《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论古史，重评顾先生》，陈恒哲，33岁，东南大学教授，着有《研究历史的常识》等。 钱玄同，36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着有《回复顾先生》解纲》和《学习国学首先要知道的事》。 顾颉刚，30岁，北京大学国学系助理教授，着有《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复刘虎二先生来信》、《论古史并复先生书》。刘虎儿的信”。

上述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吴宇，51岁； 最小的卢坎茹只有19岁。 他们发表的文章大多以文学和历史研究为主，也讨论古代历史。 《读书杂志》十八期每一期都有其亮点，特别是当时学者们的一些学术争论。 从文章的风格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一些线索。 《读书杂志》学术性很强，但也很有趣。

年纪最小的卢侃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包括《作者大招、招魂、远游——《屈原评传》的“余言”之一（第2期） 、《读楚》《词》（第4期）、《宋玉赋研究》（第17期）。 发表文章数量仅次于胡适先生、顾颉刚先生、刘冠利先生，与陈衡哲并列第四位。 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学生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 这篇文章得以发表，主要是因为其行文风格符合期刊宗旨和主编胡适的口味。 胡适早已熟谙考证方法，特别是1921年11月，他在《历代学者学术方法》中总结了“大胆假设，仔细求证”（《胡适文存》卷二）的写作方法。清朝”。 《读书杂志》创刊号发表胡适的《读楚辞》一文，指导了该刊的风格方向。 胡适在《大钊、心灵的呼唤、远行的作者》一文的结尾处写道：“陆先生的考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他虽然不肯否认屈原的传说，但他证明了： 《大昭》《远游》是东汉人写的一部作品，他用的方法非常精确，让我们非常佩服。” 这也印证了上述推论。 1921年12月3日，陆侃如在《读书杂志》第4期发表《读楚辞》一文。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文章一开始就说胡适给他寄了第一期《读书杂志》。 让他写一篇批评文章。 胡适在《读楚辞》中否认屈原传说，而陆堪如则尖锐地辩称“屈原传说不可否认”。 这种争论是基于实证研究并有材料支持的。 并排阅读这两篇文章尤其令人兴奋。 同样，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出版后，时年24岁的董作斌写下了《读《西游记考证》》，为胡温提供了许多补充材料。 胡适还为董的文章附上了“后记”。 这种学术互动交流以较为完整的结果结束。 所呈现的动态过程非常有利于检验实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或错误性。 其独立的态度、缜密的思考、深厚的积累在讨论中显露出来。

胡适在《《读书杂志》创办的由来》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原因，这也可以看作是这本杂志的宗旨。 第一个是“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被每个人批评”，第二个是“我们也许可以诱导人们多读一点”。 兴趣——少说空话，多读好书。” 这两点在整个出版物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读书杂志》中，胡适、胡金仁、刘万里、钱玄同、顾颉刚讨论古代历史问题，形成十五篇近九万字。 对古代历史问题的集中讨论通过报刊呈现给公众，表现出一种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意识。 各种辩论和提问尤其精彩。 对于诸位所讨论的古代历史问题，后来的研究者非常关注，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来谈谈这十五篇文章之间的联系以及作者立场和情感的微妙变化。

1923年5月第9期，发表顾颉刚的文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随后参与讨论的还有钱玄同、刘冠利、胡金仁、胡适。 这五个人分为两个阵营。 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疑古派”，胡金仁、刘冠利为“信古派”。 具体讨论过程中，顾杰刚开始，刘冠利就与他争论，讨论来来回回五轮。 直到顾颉刚在第17期发表公告，“我刚到北京，下个月要去河南，两个月后就没有时间讨论古代历史了”。 这场争论就此结束。 紧接着，胡适在第十八期写了一篇《对古代史讨论的反思》一文，做了总结发言，表达了他对古代的怀疑态度。 遗憾的是，刘冠利发表第五篇文章《论古史再问顾先生（续）》后，因辩论平台《读书杂志》停刊而结束。 刘雯没有继续发表，这是一个遗憾。

顾、刘、胡三人的论点中，有几句闲言，足见当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品格。 不妨选几句话与学术界分享。 顾先生说：“我很高兴读到刘冠利先生的‘再启’文章，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合作伙伴，但现在我有了！” （《读书杂志》第14期）刘先生说：“我诚实、直言不讳地辩称，我觉得（指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当先生有充分的证据和论据时，我就同意了。”谨撤销此大声明，以表明与我无关。这种翻案，很牵动人心；我不敢不抱怨……”（《读书杂志》第16期）胡先生的《读后》说：“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但我很佩服刘冠利先生搜寻材料的勤奋；我对他并无恶意。”他的批评，我只是想批评他……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偶尔会有不检点的地方，我也知道，希望他不要生气。” （《读书杂志》第18期） 顾先生和胡先生的诚意难以言表，刘先生的勇气也令人钦佩。 刘冠利英年早逝。 从他留下的《中国古代史》、《隋唐五朝史》等讲义，以及发表在《史地志》上的《史法通论》一文来看，可见他“信古人”的决心。 在“疑古”思潮抬头之际，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立场，展现了学者的风采。

其他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的还有丁文江、吴宇、任鸿俊、徐旭升、梁启超、陈衡哲等，他们有的已经成名，或者已经成名。 其中，陈恒哲是一生中唯一一位拥有多项头衔的女性。 她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 人际圈子里，无一不是大儒、高官、学者、文学家。 在重庆期间，她应周恩来邀请参观了红岩村。 她的丈夫任鸿俊一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他的大女儿易度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二女儿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儿子易安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她的学术成就主要是西方史，包括《西方史》、《欧洲文艺复兴史》、《文艺复兴简史》等著作。

《读书杂志》以副刊的名义，进行读书的实践。 “疑古”与“相信过去”的争论从本刊开始，以“疑古”的胜利结束。 随后的《上古史》始终以“疑古”为基础，探索科学的上古史体系，为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