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中华礼仪文明的先行者——良渚文化玉器鉴赏

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 该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 它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 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一。 多年来的测试地点之一。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 良渚文化是崇拜玉、使用玉的文明。 透闪石和软玉已成为当时玉石用途的主流。 切割、钻管、微雕、抛光等玉器工艺也随之发展。 良渚社会发展成熟，已普遍信奉神灵，形成了一套以琮、碧、越和复杂头饰为代表的玉器礼制体系，开创了中华礼制文明的开端。 结合出土场景，根据器物的形状、纹样，良渚文化群玉礼器可分为棺盖礼器、琮及派生的体现神力的琮式玉器、玉斧等。以及体现王权的奢华玉石。 共有六类：权杖、作为财富概念而发展的玉、礼服用玉、礼器用玉。

棺材盖上放置的玉器

良渚墓葬多采用船形单木棺。 合棺后，将异形玉器放在棺盖上。 这是墓主高层扬帆前往另一个新世界的重要仪式。 他们通常三人一组，距离相等。 棺盖上的器型有手镯式和筒式器两种，如耀山M7的手镯3件，反山M20的琮式筒式器3件（图1）。

图1

体现神力的琮及其衍生的琮式玉器

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 琮的核心元素是神像。 神与兽面有机结合的雕像，不仅是太阳神，也是良渚社会的祖先神。 良渚琮可分为手镯式圆琮、短方琮、高型多节琮三类。 良渚丛的作用比较复杂。 它可以作为手臂穿孔佩戴，可以放在头部侧面，可以放在身体侧面，甚至可以用作特殊的支架。 放上豪华的权杖等。 良渚琮的基本造型和元素包括圆形轮廓、四个角、分割四个角的直槽、贯穿中间的穿孔，以及四个角整体展现的神像图案和两个角的神像图案。连续的四个角图像。 良渚丛刻意雕成上大下小的形状。 对于良渚丛的解构，我们可以将上下圆形射孔视为天地，将节点平面和直槽视为方向和通道，将贯穿上下的射孔视为旋转的中心。轴这种复杂的几何形态，是良渚社会宇宙观的模型和写照（图2）。 此外，在圆锥形、圆柱形器皿上也刻有琮的造型，还有一种小型管状琮，称为小琮或琮式管。

图2

玉斧和奢华权杖体现王权

斧头是“王”字的本形。 玉斧的出现，作为礼仪生产工具或武器的代表，可以作为礼仪出现的标志。 金坛三星村出土了两套带有骨雕和牙本质雕刻的豪华石斧，距今约6000年，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礼仪用石斧。 凌家滩文化和嵩泽文化中开始出现玉斧。 良渚文化的玉斧成为男性的象征。 不同材质和形状的石斧分为等级。 玉斧的有无以及是否组装玉斧毛镦已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瑶山M7玉壳镦雕玉斧杖的结构就像一顶垂直折叠的玉冠，象征着神冠。 反山M12大玉斧，两面雕刻着神鸟雕像，是王权神权的直接体现。 反山M12还出土了一件豪华玉雕权杖，通体刻有神像等图案（图3），底座为玉琮。 2010年，上海福泉山吴家场墓地出土良渚文化晚期M207象牙权杖一对，长约79厘米。 权杖的本体上雕刻着十组散落的神灵。 权杖的基本形状与山上发现的权杖相似。 完全一致，说明除了玉斧杖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豪华权杖。

图3

此外，良渚高级墓葬中还存在形式多样的其他玉杖饰物。 有的在形式上有共性，有的则有独特之处。 这些权杖的具体性质尚不清楚。 考虑到良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权杖的不同形式很可能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

一块玉，演变成了一种财富的概念

碧环类玉器早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时期就已出现。 尤其是凌家滩文化的碧环，有线结双环玉环、锯齿形玉环等多种形式，寓意着对太阳的崇拜和观察天地的作用，但现阶段的碧环形状很小。 良渚文化壁环由小壁环（包括“圆匾”）发展到大孔壁环（所谓“圆”）直至最终定型。 。 翻山是迄今为止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墓地，共130件，其中M23出土54件。 是迄今为止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良渚墓葬。 范山M20：186之二（图4），拥有最精致的品质和工艺。 饼干的宽度（所谓的“肉”）与饼干的穿孔（所谓的“良”）的比例为3.6：1。 已成为良渚文化饼干中的黄金。 部分。 良渚高级墓葬中，稍粗糙的玉石常堆放在墓脚下。 一些考古学家推测，这种玉可能是“财富”的象征，并且肯定是玉礼制的一部分。

图4

礼服用玉器等

礼服用玉有头饰、项链、胸饰、臂章、带钩及各种形式的玉饰。 王冠、三叉戟、圆锥组、半圆组等头饰，仅供男性达官贵人使用。 项链除管串、珠串外，主要是女性达官贵人佩戴的篓、套圆章等各种原始群体饰品。

良渚冠器的顶部和造型大多直接取自神像之字冠。 翻山M16、M15的冠部采用透雕与负线雕工艺相结合的方式展现神像。 翻山M15冠顶呈凸台状，与良渚晚期玉器上的桌形铭文及浩川文化的桌形造型一致。 镶嵌玉片的形状十分相似。

三叉戟状的装置通过末端的通孔插入发簪体内，作为墓主扎头发的插入物。 三叉戟器仅见于良渚古城及其周边地区，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三叉戟形器皿的上端常搭配玉管，大大延长了中叉的长度（图5）。 已知最长的可与三叉器兼容的玉管来自反山M17，长12.48厘米。 当与中叉组装在一起时，整个容器可高达15.3厘米。

图5

锥形工具的原型源自箭头和矛。 墓葬中不同位置出土有单锥形工具，末端常配有玉套（图6）。 成组的圆锥形器皿均位于墓主的头上，共同形成一个王冠。 主要分布在良渚古城及其周边地区。 它们也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成组的圆锥形器皿多为奇数，或长形，或雕花。 丛式图案，11、9、7、5、3片为一组，层次分明。

图6

半圆形容器每四个一组，前凸后凹，带有隧道孔。 出土时，它们围绕着墓主的头部呈一圈分布。 仅在翻山墓地和药山墓地的最高等级墓葬中发现。 ，堪称“皇冠”。

以黄、组团圆章为主体的饰物为女性达官贵人专属，分为颈饰和胸饰。 八千年前萧山跨湖大桥上的三艘黄船，可能就是黄人的祖先。 黄族流行于距今6000至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盛行于距今5000至6000年前的凌家滩文化和嵩泽文化。 文化与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早、中、晚期随着男性专制地位的绝对确立，黄氏和群圆牌迅速退出了良渚玉礼器的舞台。 尧山M11墓主人颈部有3枚黄片，胸前有12枚黄片，为一组圆形勋章。 很可能是它们组合、串联而成的，具有周代群饰的雏形。

手臂穿孔分为手腕饰和手臂饰。 除少数条状手镯外，大多呈高筒状，外壁常稍凹，在形状和视觉外观上应有特殊要求。 钩子不多（图7），多出土于墓主下肢。 它们可能在包裹尸体时被用作捆绑物。

图7

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玉饰。 除鸟、蝉、龟、鱼等灵兽外，还有月牙形、椭圆形、半管形等特殊造型。 尧山M11是一组椭圆形缝线的玉器，很可能是蝉的简化形式。 近日，良渚古城遗址南侧北村出土了雕有羽纹的扑翼玉蝉M106（图8），与山背的蛹形玉蝉M14相得益彰。

图8

礼器用玉

包括一些由工具和日用品衍生出来的玉器，如纺车、织布机、刀柄、手柄，以及镶玉的器物、匕首、勺子、筷子等。有的器物上还雕有神像，如如M12出土的瑶山玉匕首（图9）。 玉礼器向实用器的转变，也是良渚玉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山M12：68英寸镶玉圆器（图10），修复后外径约28厘米，中间有一大块圆形玉片，外周镶有雷形、梅花形玉粒，类似于“太阳盘”。

图9

图10

镶嵌玉漆器作为一种镶嵌技艺，将大量无孔的细小玉粒和一些手柄、圈足等玉件与漆结合起来装饰有机器物。 可以称为漆器，也可以视为漆器。 镶嵌玉漆的玉器可分为镶嵌玉漆杯、镶嵌玉漆壶、镶嵌玉漆器等。良渚镶嵌玉漆工艺有效地克服了玉石材料和切割技艺的限制，使得个体较小的单件玉器成为可能。在空间中得到充分伸展。 器物表面凹凸不平的花纹成为商周时期的特色。 它是青铜礼器的直接前身之一，极大地推进了我国镶嵌技术的历史。

良渚文化玉礼器在中国史前玉器中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是玉石鉴定、雕刻技艺，还是成群搭配，都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 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了大量的玉器礼器，体现了王权的高贵和男女贵族的分工，有序地控制着社会政治组织，维护着社会的正常运转。 良渚社会创造了以玉器为基础的礼器制度。 体现王权神权的礼制秩序和治理理念，是中国玉礼之首，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演变奠定了基础。

发表于《中国文物报》4月4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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