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看唐代乐舞配置

文/摄影：李倩

唐代墓葬壁画是唐代人民生活和社会风俗的真实反映。乐舞图作为唐代墓葬壁画的重要装饰题材之一，遍布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生动再现了唐代乐舞文化的繁华与辉煌。其中，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韩休墓的《乐舞图》保存完好，器乐丰富，首创男女乐队和男女舞蹈图案，在唐代乐舞壁画中尤为具有代表性。 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韩休墓《乐舞图》中所绘乐器、舞蹈种类的考证,以及对其所属乐社的论证,进一步探究唐代尤其是盛唐乐舞配置的特点。

韩休墓乐舞画概述

韩秀与妻子刘氏合葬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庄村，2014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和长安区旅游和民族宗教文物局联合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为方形单室砖墓，墓道较长，有天井。墓道、坑道、天井、甬道、墓室均绘有精美的壁画。墓室东壁绘有《乐舞图》，长392厘米，高227厘米，画中有15人，按布局可分为三部分：左侧为女乐队，中间为男女舞者，右侧为男乐队。

左侧五位女乐师均头梳日式发髻，着长裙上衣，为汉族妇女装束。她们站着或坐在四瓣花珠流苏的方毯上，演奏着笙、梆子、筝、箜篌。女乐师下方有一男子，手执竹竿，似在指挥。右侧七位男乐师，蓄着小胡子，长鼻，形似胡人。他们跪着或站在五瓣花珠流苏的圆毯上，演奏着排箫、竖笛、曲颈琵琶、钹、箜篌。另有两人未持任何乐器，一人在一旁伴唱，一人在一旁观舞。画面前方的地上放置着一把筝。

韩休墓音乐与舞蹈

中间，男女舞者站在椭圆形珠穗地毯上。汉族女舞者步伐稳健，右臂屈肘，左臂下垂外展，衣袖垂落；胡族男舞者左膝屈膝，背部抬起，右腿踮起地面，手部姿势与女舞者相似。两人面对面跳舞。

韩秀（673—740），字良实，京兆长安（今西安）人，唐代政治家、画家。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韩秀任内务府侍郎、宰相，升任宰相。他生性耿直，直言不讳。后被罢官，任工部尚书、太子少傅。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病逝。追封太子太傅、扬州太守，谥号文忠。其子韩滉也任宰相，但以书画闻名，代表作《五牛图》流传至今。

音乐舞蹈俱乐部

韩休墓《乐舞图》共涉及8种乐器，按演奏方法不同，可分为拨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三大类。

第一种拨弦乐器是箜篌。《通典》云：“箜篌，胡乐，汉灵帝所喜。”《隋书·乐志》云：“今曲颈琵琶、箜篌，皆出自西域，非中国古乐器。”可见，箜篌是外来乐器，西汉前后由西域传入。箜篌弯曲而长，直抱于怀，双手吹奏。按形制可分为弓形箜篌和角形箜篌两种。韩休墓《乐舞图》中的箜篌属于角形箜篌。箜篌音域宽广，音色清澈，可独奏，亦可伴奏。 作为整个音乐舞蹈表演中的旋律部分，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弯颈琵琶。韩休墓《乐舞图》中的琵琶，因未画出琴头，不能直接判断是直颈还是弯颈，但根据其梨形共鸣箱、四弦四柱、用拨子演奏等特点，笔者推测应为弯颈琵琶。弯颈琵琶原产于西亚，南北朝时经龟兹传入中国。演奏时竖持，可用手或用木拨子演奏，音色圆润清脆，极具穿透力，通常作为旋律声部的主奏。

三、筝。关于此乐器究竟是“琴”还是“筝”，尚有争论。其中，刘黛云等人认为是“琴”，程旭、郑岩、周维洲等人则认为是“筝”。笔者认为，此乐器虽未在筝的琴弦下画鹅柱，但考虑到筝的体型和曲度比琴略大，筝头的安放位置又高于筝尾，故为筝的可能性较大。《隋书·乐记》记载：“筝，十三弦，所谓琴声，蒙恬所创。”由此可见筝是中国传统乐器，演奏时可置于腿上，双手弹奏，音色清脆悠长，音高音质可调，亦可作调性变化。

垂直竖琴

管乐器之一是排箫，是中国传统的竹管乐器，按音阶排列，管身多为竹管，吹奏时横持于胸前，音域宽广，低音沉郁，中音圆润，高音清脆，整体穿透力强。

第二、竖笛。关于韩休墓《乐舞图》中所列的直立式单管乐器种类，有箫、竖笛、尺八、筚篥等不同说法。宋代陈阳《乐记》记载：“箫六孔，侧一孔，以竹膜，足以发黄钟之音。有者称尺八管，有者称竖笛，有者称钟管。”可见，尺八、竖笛、箫的区分并不严格。墓葬壁画往往是简画，从细节上无法判断。因此，笔者以《唐十乐》中乐器社名为基础，将其全部归为竖笛。 同时，基于竖笛与筚篥在形制、吹奏姿势等方面的差异，认为韩休墓《乐舞图》中所描绘的乐器既无吹奏用的苇笛，也无45°以上的握持姿势，因此应不是筚篥，而更接近于竖笛。竖笛是中国传统乐器。汉代马融《笛赋》云：“笛始生于汉。”竖笛声音清脆纯净，极具穿透力，可独奏，亦可合奏，在合奏中起平衡、旋律的作用。

录音机

三、笙。笙是中国传统的多管簧哨管乐器，在《诗经》、《尔雅》、《尚书》中均有记载。隋唐时期，笙碗由竹制改为木制，簧片改为铜制。韩休墓乐舞图中的笙碗呈黑色，应为木材上漆后的颜色。笙的音域也较广，是唯一能发出和谐声音的管乐器。因此，在与其他乐器一起演奏时，常起到协调乐队音色、丰富乐队声音的作用。

打击乐器之一就是钹。《旧唐书·乐记》记载：“铜钹，又名铜板，出自西戎、南蛮，圆数寸，凸起如浮渣，以革刺之，相击而奏乐。”可见它源于西域，是胡人的乐器。梁勉在《西安唐墓壁画钹略论》一文中，对西安唐墓壁画、线雕中钹的规格大小进行了梳理，认为唐代钹应有大、小两种规格。前者直径大于掌心，后者则比掌心小得多。韩休墓中的《乐舞图》应为大钹。 大、小钹都起打击节奏的作用，但大钹的声音低沉浑厚，小钹的声音清脆明亮，两者的伴奏风格略有不同。

二、梆子。梆子是古代由西北胡地传入中原的一种打击乐器，在唐代得到广泛使用。唐代梆子有大梆子（九块木板）和小梆子（六块木板）两种。根据韩休墓《乐舞图》中梆子的数量，应为后者。吹奏时，用双手握住两块外板的下端，来回击打，发出声音。声音短促而响亮，属于乐队的节奏部分。

综上所述，从乐器种类来看，韩休墓《乐舞图》中的乐社乐器有弹拨、吹奏、打击三种，三者的比例相差无几，演奏风格折中均衡。从乐器来源来看，胡乐、汉乐各占一半，充分体现了胡汉融合的乐器配置特点。从演奏类型来看，箜篌、筝、曲颈琵琶主要负责旋律和弦，排箫、竖笛、笙主要负责拓宽音域、平衡音色，拍子、钹主要负责节奏。三者配置和谐，表现出丰富的音乐变化。

关于其所属乐社，程旭在《唐调胡体：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一书中认为应为龟兹音乐或“胡乐新声”；周维洲在《唐韩休墓《乐舞图》析》一文中则认为应为在胡乐基础上融合中原乐舞特点的胡乐新声；而笔者则认为其所属乐社更可能是西凉音乐。 第一，根据《旧唐书·乐志》记载，西凉音乐的乐器配置为“钟、磬、瑟、弹琴、横琴、竖琴、琵琶、五弦琵琶、笙、笛、碧箫、小碧箫、笛、横笛、腰鼓、齐鼓、檐鼓、铜（拉）钹、贝缨，磬铃现已失传。”这与韩休墓《乐舞图》中的乐舞配置最为相似，也可能是西凉音乐的简化版。 其次，根据《旧唐书》中龟兹音乐的乐器配置：“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横笛、箫、碧箫、茂元鼓、都昙鼓、大赉鼓、腰鼓、节鼓、鸡楼鼓、铜巴、贝。茂元鼓现已失传”。可见龟兹音乐的特点是节奏感强。鼓乐器在龟兹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极其重要。但韩休墓《乐舞图》中并没有体现这一配置特点，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其为龟兹音乐。“户部新声”是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流行的乐社。 乐器组合以弦乐器为主，风格接近西凉音乐，所以也有可能是“户部新生”。

舞蹈

目前，关于男女舞者所表演的舞蹈类型争议颇多，有学者认为是男女胡旋舞，还是中国胡旋舞，也有清雅柔舞、歌舞剧等观点。笔者认为，胡旋舞在唐代属于“健舞”范畴，舞蹈特点是旋转迅速，节奏鲜明。但韩休墓《乐舞图》中的舞者却表现出一种平和、优雅的状态。另外，《通典》卷146记载：“舞蹈旋转迅速如风，俗称胡旋。乐用笛二支，主鼓一支，和声鼓一支，钹二支。”可见，胡旋舞的主要伴奏乐器是鼓和笛，与韩休墓《乐舞图》中的乐器种类不一致。 因此，从舞姿、乐器配置以及整体乐舞氛围来看，韩休墓《乐舞图》中的乐舞配置更倾向于“沉稳淡雅”的西凉音乐或《户部新声》，主要表现的是韩休与家人宴饮玩乐的欢乐、闲适的场景。

钹

韩休墓乐舞图中乐舞的配置

唐代乐舞配置特点

第一，官员、贵族在家演奏乐舞的场所。与大多数唐代乐舞壁画不同，韩休墓中的《乐舞图》描绘的是一处进行乐舞表演的场所，周围有修竹、稀疏花草，散落着景石。应为韩休的私家庭院。《唐会要》卷三十四《杂记》记载：“天宝十年（751）九月二日，诏谕：五品以上官员、各路巡抚、太守等，皆可在家中留有弦乐器，以自娱自乐。乐声一盛，中外皆可赏玩。”唐代刘言诗也作《王中丞家夜观胡腾舞》一诗，描述官员家宴饮娱乐的情景。 由此可见唐玄宗年间，唐代官员贵族保留家乐并用以招待宴乐之风十分盛行。韩休墓《乐舞图》与西壁棺床的相对位置，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官员贵族坐在榻上观看对面乐舞表演的立体性模拟（李兴明：《唐代墓葬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二是胡汉乐舞结合。唐初沿袭隋朝音乐制度，设十乐部。乐部按乐器来源分为华西（俗乐、雅乐）和胡西（胡乐），以华西清乐、西凉乐、齐乐为上，有“以华领夷”之意；高宗年间，设坐乐部、立乐部，按乐种分类，打破了十乐部分为胡乐、俗乐的标准，将胡乐与俗乐融为一体；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提胡组于堂”，进一步提高了胡乐的地位，使之几乎与雅俗音乐平起平坐，并形成了“胡组新声”的多民族乐器融合格局，充分实现了“汉番混杂”的乐舞场面。韩休墓《乐舞图》中的乐器组合、汉族妇女与胡族男子共舞弹奏的设置，很好地体现了玄宗朝胡汉平齐、汉番共奏的乐舞配置特点。

三、乐舞相融的表演氛围。韩休墓《乐舞图》的乐器组合，没有鼓等节奏感强的打击乐器，而以弦乐器、竹乐器为主。乐风清丽典雅，男女舞者也随着乐曲舞动，行云流水，神态从容。乐舞表现出天衣无缝的搭配，二者共同营造出闲适典雅的乐舞氛围，展现了以韩休为代表的唐代贵族阶层的乐舞配置风格和音乐品味。

第四，指挥与伴奏形式的丰富。韩休墓《乐舞图》除乐舞部分外，还设有伴唱和指挥。伴唱的加入，使乐舞更加具有叙事性，丰富了乐舞的表演形式和内容，也更易于在民间推广。指挥的出现，表明乐舞的层次设计和演奏规范化有了明显的提高，使各乐器的音色特点和演奏风格得到充分发挥。二者共同体现了唐代乐舞配置的多样性和系统性，宣告了唐代乐舞表演在指挥、伴奏、乐奏、舞蹈等方面的和谐统一。

唐韩休墓壁画《乐舞图》是唐代乐舞文化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家族音乐的盛行、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融合、乐舞的协调、乐舞配置的层次之丰富，凸显了盛唐时期胡化兼容并蓄、融合发展的开放格局，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